内容提要面对“人是什么”这一永恒的命题，弗洛伊德以其“无意识”理论作出了新的解说。尽管他的无意识学说存在明显的局限和偏颇，但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不应忽视的贡献：以反传统的姿态更新了理解“人”的观念；丰富了“人”的内涵，在特定的意义上支持了马克思主义“人”学；推动了二十世纪对“人”自身的研究与认识。
“人是什么？”这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命题，斯芬克斯最为得意的一个谜语是：“在早晨用四只脚走路，当午用两只脚走路，晚间用三只脚走路，在一切生物中这是唯一的用不同数目的脚走路的生物。脚最多的时候，正是速度和力量最小的时候。”俄狄浦斯一字中底，谜底是“人”，因为“在生命的早晨，人是软弱无助的孩子，他用两脚两手爬行；在生命的当午，他成为壮年，用两脚走路；但到了老年，临到生命的迟暮，他需要扶持，因此拄着拐杖，作为第三只脚。”斯芬克斯之谜和写在太阳神阿波罗神殿上的箴言“认识你自己”，表明人类在认识自然的同时，提出了认识人本身的要求。从古至今，对“人是什么？”这个亘古的命题，有许多名家作了精辟的论说。而西格蒙德·弗洛伊德以其“无意识”理论，对这个命题作了新的解说。
弗洛伊德早期的三层心理结构理论，侧重从心理学的角度剖析了人的心理，后期的人格三部论侧重从哲学高度剖析了人的心灵，虽然存在差异，但前后期理论都强调本能、冲动和欲望等所充斥的无意识部分。并且，弗洛伊德认为，无意识“是一种不能为意识所知的特殊心理活动”，这种心理活动虽然不为人所知，却是一个具有巨大能量的心理系统，它具有非理性、无逻辑的特征，在人的心理和人格形成过程中，无意识起决定性的作用，无意识才是人的心理的本质和真实。[1]
无意识，是一个黑暗中的王国。心理学家们一致把人的心理比作一个“黑箱”，可以说无意识就是这“黑箱”中最黑暗的深层。弗洛伊德本着严谨的科学态度，执着的探索精神，第一个把睿智的眼投向那冥冥的世界，把无意识搬上科学的庄严的案几。为此，他受过讥笑、嘲讽甚至遭到辱骂，经历了一切巨星初升时都难免的冷寞。当然，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学说，其泛性观点，对本能、欲望等作用的片面夸大，忽视社会经济因素对人的影响……存在着明显的局限和偏颇。然而，无意识毕竟是存在的，它是科学之谜，也理应被科学地研究。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，对二十世纪人类文化有划时代的意义，尤其是对二十世纪“人”的观念以巨大影响，以至二十世纪的学者们，在解说“人”时，很少有不提到弗洛伊德及其无意识理论。笔者在此对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，以及对二十世纪“人”学的贡献分三个方面予以论述。
揭示时代特征更新理性“人”的观念
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是探讨、阐述人的存在和人的本质的，它的产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。弗洛伊德生活和成长的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，是资本主义堡垒之一。十九世纪末，正是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期，它固有的矛盾更加复杂尖锐，出现了许多病态的社会现象。当时的维也纳，维多利亚女王时代陈腐的伪善道德和华而不实的文风占统治地位，在“性”领域则受到封建的伦理道德、专制制度和天主教清规戒律三重压抑，使人们的精神状态出现种种反常现象，引起人们对精神内部的机制、结构研究的高度重视。加之，这一时期自然科学的突破性成就，也暴露出过去对人的本质的研究还不够深入，促使人们不能不进一步深入到人的精神生活的内部领域，探求和说明人的精神活动的深层奥秘。再者，这一时期的许多思想家有一个共同之处——对资产阶级文化的批判性倾向十分明显，弗洛伊德也自觉地加入了文化危机理论家的行列。实质上，弗洛伊德无意识学说，是企图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病态现象的迫切社会需要的产物。正如尼尔所指出的那样：“维多利亚式中间的奥地利——犹太文化不仅形成了弗洛伊德病人的人格，而且也形成了弗洛伊德本人”。[2]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波林说得更妙：“如果弗洛伊德窒死于摇篮之中，时代将产生出另一个弗洛伊德”。[3]时代造就了弗洛伊德，其学说必然会反映出时代的一些特点。
由于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，阶级矛盾和斗争日益尖锐。尤其是人类一进入二十世纪以后，就一直生活在战争的乌云笼罩之下。本世纪上半叶不到三十年的时间，相继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，使人类遭受了从未有过的浩劫——数千万生灵死于战火之中，亿万人流离失所，世代创造、累积起来的财富化为灰烬。而自1945年大战结束至今，全球所进行的地区性、局部性的小规模战争，则更是不计其数。再加之，人口迅速膨胀，对大自然的无节制的掠夺和践踏，造成全球性生态环境的恶化……可以说，现代人所处的时代则是一个多灾多难而又大起大落的时代，是一个痛苦失望而又充满希望和建树的时代，是一个毁灭而又创造的时代……处于这样一个时代的现代西方人，他们的现代意识明显地表现为异化感、荒诞感、孤独失落感，心理机制则呈现出燥裂的、忧郁的、怀疑一切的特征。现代西方人越来越感到，在向外在大自然索取自由的过程中，是付出了牺牲自我内在自由的高昂代价的，于是，现代西方社会中，个人与社会的对立与冲突十分明显而突出。而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与冲突，又必然要在现代人的人格、本质等方面反映出来。于是，时代和社会决定了二十世纪“人”的存在和本质有了新的特征和内涵。弗活伊德以其无意识学说，探索、揭示、解说人的精神生活内部的冲突矛盾，正是从一个侧面揭示了现代“人”的一些本质特征。
弗洛伊德把所有成人的心理过程和人格，看成是由无意识、前意识、有意识，或者说本我、自我、超我，这样三个小我构成的，其中无意识、本我是人格中最深层次的我，它以非理性冲动为特征，是人的心理过程和精神生活的主要部分之一。
但是，文艺复兴以来，科学的发现，曾使近代人坚定不移地认为宇宙是按照一些简洁的公式、定理来运转的，因此，理所当然的，人的生活包括内心生活，都应当遵循某种理性的秩序，就犹如地球必然绕太阳运转一样。加之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高扬“人”的旗帜，以人性、人权、人智对抗神性、神权、神智。人文主义思想体系同自然科学相结合，筑起了理性的审判台。维护着从自然到社会进而至人的内心生活的秩序。自此以后，一切都提高到“理性”的高度来审视，“人”则被看成理性的动物。而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，研究和说明人的本能、欲望、情感等无意识因素，以及它在人的认识和行动中的巨大作用，进而提出非理性的无意识精神生活对人具有支配力量的学说。这对自文艺复兴以来一直流行的“人”是理性为主的动物或纯粹理性的动物这一观点，既是一个强有力的冲击，同时从理论上揭示了现时代“人”的一些特征从而更新了理性“人”这种观念。
考茨基曾说：“人也并不是仅仅进行有意识的行动的动物。即使在今天文明发展的最高阶段的时代，有伟大的科学发现，我们的行为仍然经常有很大一部分，甚至绝大部分出自于无意识的本能、欲和习性的”。[4]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，正是揭示了这些非理性精神生活，让我们看到“人”并非是纯粹理性的动物。正如美国心理学家赫根汉所说：“使人的自尊受到第三次打击的正是弗洛伊德，他论证了人的行为主要是由本能和无意识机制的激发。换句话说，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，人决不是有理性的动物。无论人们是否同意弗洛伊德的理论，但很清楚，他的观点已完全改变了我们看待人类本性的方法。”[5]
丰富了“人”的内涵支持了马克思主义“人”学
马克思主义对“人”的存在、本质等作了辩证的、科学的阐说。马克思指出：“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。在其现实性上，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”。[6]这就是说，人的本质并不是每个人生来就有的抽象的东西，作为现实的人，其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。人在生产实践中，必须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，并在此基础上结成一定的政治的、思想的、经济的等等关系。同时，马克思主义的“人”学，也承认人的自然属性。“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，人作为自然存在物，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，一方面具有自然力、生命力，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；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、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；另一方面，人作为自然的、肉体的、感性的、对象性的存在物，和动植物一样，是受动的、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……”，[7]还论述说，“吃、喝、性行为等等，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。但是，如果使这些机能脱离了人的其他活动，并使它们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，那么，在这种抽象中，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”。[8]
由此观之，马克思主义“人”学，既肯定人的社会属性，但是，也并不笼统地反对人的自然属性，他们认为“吃、喝、性行为等等”，“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”。然而，我们也发现，马克思主义的“人”学，对人的理性尤其是社会属性部分的阐述，系统、深刻而精辟。相比之下，对人的自然属性部分的论述，则远不及社会属性，尤其是对人的非理性的精神生活因素，更是重视不够。诚如奥兹本在《弗洛伊德和马克思》一书中指出的那样，马克思主义的“人”学，“对于形成主观的原动力的心理过程，所知道的还很不充分，也不曾加以适当的注重。……却是由于时代背景和客观环境的限制”。[9]虽然是“时代背景和客观环境”造成阐述“还很不充分”，但恰好说明，马克思主义“人”学，对自然属性部分的论述确实远不及对社会属性部分论述得“充分”。
马克思主义是在社会实践中逐渐发展、丰富的。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，今天看来固然有夸大和抽象之不足，然而，它却是最早深入而系统地进行科学探求、说明人的自然属性及其根源的，它深刻地揭示了人的存在和人的本质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层面——非理性、无逻辑的无意识领域。弗洛伊德对人的性本能、欲望、冲动等无意识因素的大胆分析和说明，既更新了过去流行的“理性人”的观念，从而丰富了“人”的内涵，而且，从新的角度以新的内容，支持了马克思主义“人”学，尤其是支持于马克思主义“人”学对自然属性的肯定。
恩格斯曾说过：“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。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，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”。[10]马克思、恩格斯都肯定人的自然属性，限于时代、环境因而论述得“不充分”。而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，专门研讨人的非理性和自然因素，对马克思主义“人”学的支持，是显而易见的。
推动了二十世纪对“人”自身的研讨和认识
弗洛伊德虽然不是发现无意识的第一位历史人物，但是，弗洛伊德研究无意识取得了惊人的成就。其无意识理论是人类在认识自己、认识自身过程中的重要成果，既使我们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和理解跨进了一大步，同时又推动了二十世纪对“人”自身的研究和认识，出现了许多有影响的“人”学名家名著。
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、当代著名的心理学家、社会哲学家埃里希·弗洛姆在《对自由的恐惧》一书中，为了解说他所理解的“自由的含义”，对人性结构的特点进行了分析。弗洛姆认为人性的结构可以分成两个方面，即“外在的组成部分”和“内在的组成部分”。所谓外在的组成部分，是指人的如下一些特征：“爱、破坏性、虐待狂、顺从倾向、权力欲、超然性、自我扩张欲、吝啬、感性享受以及对淫荡的恐惧”[11]等等，这些个性特征是人在适应社会环境过程中的产物，它们的特点是“显示出巨大的弹性和可塑性”[12]。而所谓内在的组成部分，是指“人必须吃、喝、睡、针对人对人去保护自己等等”[13]，这些特性是“植根于人生结构的需要”[14]，与人的生存直接相关，它们若是得不到满足，一旦超过限度，人就无法承受，这些特性可以用“自我保存的需要”来概括。弗洛姆对“人”的解说，可以说直接受了弗洛伊德的影响。因为，弗洛姆认为，弗洛伊德把人的本能、性欲说成是人性的根本动力，忽视了社会经济对人的影响，于是他自己对弗洛伊德予以反驳，强调社会经济因素对人的个性的形成和发展的意义。
在心理学界，常把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心理学派称为“第一思潮”。把以华生为代表的行为主义心理学派称为“第二思潮”，把以马斯洛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心理学派称为“第三思潮”。马斯洛人本主义实际上就是在继承、借鉴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和华生行为主义基础上创立的，马斯洛在对人性进行论说时，提出“基本需要”是人性发展的内在动力。[15]马斯洛把人的“基本需要”按由低到高的顺序分成“生理需要”—→“安全需要”—→“归属需要”—→“自尊需要”—→“自我实现需要”[16]，认为这些“需要”是人类行为的内在动力。可以说，如果没有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和华生行为主义，也就不会有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了。
过去，我们对人的“意识”多停留在“意识是人脑对客观存在的反映”上，重在强调对“客观存在”的反映，而瑞士心理学家和哲学家皮亚杰在《发生认识论原理》[17]中，“强调认识的建构是通过主客体的相互作用”而发生的，重点探讨了人的认识、人的意识之所以能够发生的生理机制问题。这与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有着某种内在联系。
二十世纪对“人”进行探讨和论说的名家名著，都几乎无一例外是“踩”在弗洛伊德的肩上的，弗洛伊德无意识学说对二十世纪对“人”自身研讨的推动作用，波林作了形象而中肯的说明：“谁想在今后三个世纪内写出一部心理学史，而不提弗洛伊德的姓名，那就不可能自诩是一部心理学通史”[18]。
总之，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，是本世纪以来西方最有国际影响的学说，它既有不足和偏颇之处，亦有应予肯定的内容，我们在此分析、评说其贡献，只是想取其精华，剔其糟粕，接受有益于人类精神文明和文化进步的因素。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推动了人们对自身的认识，对二十世纪“人”的观念，作出了丰富、发展甚至更新的贡献，使“人”的观念有了新的内含。“人”——是社会性和生物性、理性和非理性、意识和无意识的辩证统一，这种观念到今天已经普遍为人所首肯，而且，现时代的人们，既重视社会关系网中的人，同时也不再忽视人的非理性的无意识精神生活，注重自然属性了。这种新观念的普遍确立，新方法的广泛使用，与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所起的拓荒意义是分不开的。
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，不仅对“人是什么？”作出了新的解说，具有不可抹灭的贡献，而且因此而给西方人的思维开辟了一个新的精神领域，继而对二十世纪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，如意识流小说的形成及意识流方法的大量运用，二十世纪文学“内倾化”特点的形成，文学评论中精神分析法的盛行……。
注：
[1]杨荣 《弗洛伊德学说的理论核心》，《川东学刊》1994年第3期。
[2]车文博主编《弗洛伊德原著选辑》，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，“序言”第4页。
[3][18]［美］E·G·波林《实验心理学史》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，第814页。
[4]考茨基《唯物主义历史观》（第二分册）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，第135页。
[5]［美］赫根汉《人格心理学导论》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，第17-18页。
[6]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（第一卷）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，第18页。
[7][8]马克思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》，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，第124、51页。
[9]奥兹本《弗洛伊德和马克思》，三联书店1986年版，第195-196页。
[10]恩格斯《反杜林论》，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，第98页。
[11][12][13][14]弗洛姆《对自由的恐惧》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，第10-11页。
[15][16]马斯洛《动机和人格》，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。[17]皮亚杰《发生认识论原理》，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。＊
